自2014年问世以来，蔡崇达的畅销书《皮囊》已陪伴读者走过十多个年头，销量接近600万册。这部深情而细腻的作品，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情感共鸣，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。

蔡崇达的笔触温柔有力，他擅长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生动的情节构建，探讨人性、命运与故乡之间的复杂关系。在他的笔下，每个人物的故事都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与思考。

近日，新华网文化产业中心与蔡崇达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，听他讲述十年来故乡的变化、创作的心路历程以及文学在他心中的意义。

以下为访谈实录：

新华网文化产业：《皮囊》出版至今已经十几年了，这么多年，您的故乡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
蔡崇达：十几年来，故乡的建设飞速发展，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故乡情感的回归。现在，许多人都在转身回望自己的来处，寻找情感的寄托。我对故乡的感情也随着时间而深化，逐渐意识到故乡与远方并不冲突，它们其实是一个体系的两个部分。当我们要走向远方的时候，或许只有先回到来处，把根系扎得更稳，我们才能走向更远的远方。

新华网文化产业：您对故乡的感情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比如说您年少第一次离开故乡、回望故乡时的感觉跟您现在再回望故乡，感触有什么不一样？

蔡崇达：坦率讲，其实我写《皮囊》的时候是我属于一个无法回到家乡的状态，《皮囊》里面有一句话到现在都还有些人在引用：“我们都是既告别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人。”之所以写这句话是因为当时我一个人在北京，经常会有无处安身、无所依凭的那种感觉。

到写完《皮囊》之后我才明白，人或许只能像棵树，根系不断地往自己的来处扎根，才能支撑着自己生长出新的枝桠，探向天空。

新华网文化产业：您提到的“扎根”是一个很有深意的词。在您看来，这种扎根是地理意义上的还是心理意义上的？如何去扎根？

蔡崇达：我所说的扎根，已经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了。它更多的是指我们内心曾经可以安放的那些部分，比如记忆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某种感受。一旦感受到这些部分，内心就会安定下来，自然生发力量。扎根，就是要找到这些内心的安放点，让自己在迁徙和流动的时代中，拥有坚定的精神支撑。

新华网文化产业：“故乡三部曲”（《皮囊》《命运》《草民》）的创作理念和内在联系是什么？

蔡崇达：“故乡三部曲”试图探讨人与故乡、命运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在《皮囊》中，我试图回家，拥抱自己的根系；《命运》则探讨一个人与命运终极相处的诸多命题；《草民》则回到熟人那里去，回到我们的根系里。这三本书共同提醒人们抓住自己的根系和来处，如此才有力量抵御风雨，且风雨过后会更有生命力。

新华网文化产业：《皮囊》典藏版是否有修改？您在新版后记中又详细叙述了您写《皮囊》的过程，想传达给读者什么？

蔡崇达：这本书有过多次想修改的念头，但后来发现有些哽咽、惶惑之感的部分，修改后反而不真诚，所以除了把中间和本来删掉的一些东西补回来，还写了新后记，告诉大家这本书的精神起点。我叙述创作过程，是希望读者能回到同样的新精神站位上，再开启这段精神旅程。封面设计上，也做了更换，希望呈现这本书创作时的那种刺痛感，让大家在阅读时能感受到那种划开内心、挤出脓水、最终拥抱伤口的过程。

新华网文化产业：对于那些热爱文学和写作的年轻人来说，您有哪些建议？

蔡崇达：我觉得真正的生命是来人间装一个又一个的故事、装一种又一种的体验和感受。如果你热爱写作，就要享受写作带来的共鸣感，从写作中汲取营养和支撑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，成为一个好的写作者。

新华网文化产业：您如何看待畅销书与经典书的关系？《皮囊》是否有可能成为经典？

蔡崇达：畅销与经典并不矛盾。经典文学作品的关键在于能否抵达我们内心共通的命题，照亮那些难以言说的部分。《皮囊》已经陪伴读者走过十多年了，如果它还能继续被挽留、被传阅，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经典。但这不是我说了算的，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去评判。

新华网文化产业：以您十年多媒体的经验来看，您觉得媒体工作的经历对于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？

蔡崇达：我把文学方式带到新闻写作，关心社会时代，人与人的关系。写小说时大量使用了在媒体写作中积累的东西，文学写作是极致感性和极致理性结合的结果，我的文学写作得益于媒体写作时期锻炼的方法论，最后又对其进行了提纯。

策划：李欣

采访：王坤朔

文字：王碧姣

拍摄：丁梓朔

制作：高健阳